魏德东

今年6月，在北戴河“第11届人大－辅大哲学论坛”召开期间，笔者与天主教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福宾教授闲谈，聊到台湾的民主与宗教时，陈教授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台湾的宗教对于整合人心、稳定社会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佛教，因为信徒众多，贡献尤大。

陈教授话音犹在，台湾的民主进程就进入了倒扁阶段。从媒体揭蔽开始，随后反对党上街，现在是执政党的创始人反戈一击。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在发起百万人倒扁运动后不几天，就呼吁台湾的宗教领袖站出来主持正义。

终于，各大宗教的领袖人物陆续表态。最早是周联华牧师，他明确表示将参加倒扁静坐的纠察队。以支持台独著称的基督教长老会则力挺陈水扁，前总干事高明俊牧师声明施明德的做法只会激化蓝绿对立，并让大陆“有隙可乘”。

当然，台湾最重要的宗教是佛教，这样的时刻，上千万佛教徒的眼光都会不约而同地聚焦于大师。挺身而出的是佛光山开山宗师星云法师，他在《联合报》上公开发表文章，呼吁陈水扁辞职。星云法师的观点是：“上台的时候即使高官厚位，也不代表登天，下台的时候当然也不是丧失生命，何必把上台下台看得那么严重呢？”他特别劝导陈水扁，指出陈在位六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民意要他下台，若能自动辞职，不再拖泥带水，“也算清高”。 星云法师的意见在几个小时之内即传遍全球，在佛光山弟子、佛教信徒、普通民众及媒体、政界引起强烈反响。与此同时，各界人士纷纷求教于慈济功德会的创始人证严法师和法鼓山的创办人圣严法师，两人的表态则是不会介入政治，不会对倒扁运动表态。

在一定意义上，上述镜头很好地诠释了什么是现代的宗教领袖。除了在日常生活中为信众服务，提供有效的精神产品，每当社会动荡的关头，宗教领袖们还得站出来为信徒指点迷津。对于宗教领袖来说，每一次这样的表态，都是机遇与危机并存，是对自身智慧的严峻考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回答，一方面要有强烈的社会关怀，对重大问题有充分的关注，对民众的思想倾向有准确的把我，同时还需要有很深的宗教底蕴，能够用宗教义理对现实生活予以解读，并作出契理契机的诠释。在这一过程中，若能高瞻远瞩，顺应民意，就会提高个人的声望；反之则可能丢人失分。

在台湾宗教界，星云法师是比较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上个世纪90年代，台湾曾经出现是否废除死刑的讨论。当时有基督教界的学人提出反对死刑，佛教界也有青年才俊论证死刑违背佛理，媒体于是采访佛教各大山头的领袖。圣严法师认为死刑从根本上违反佛教思想，但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能废除；证严法师亡故左右而言他，不予直接回答；星云法师则出人意料地提出，佛教并不反对死刑，因为佛教讲因果，做了坏事，就要承受果报，这是佛法的最高原则，死刑也是因果报应的一种形式。

直舒胸臆当然也有很大的风险。2年前台湾领导人选举时，中台禅寺的惟觉法师旗帜鲜明地反对陈水扁，没想到居然影响到美国休斯顿的中台禅寺分院，因为该分院的信众大部分来自台湾，而其中又有大部分带有绿色倾向，因此惟觉法师发言后，前去坐禅的人数剧减。直至选举结束，时过境迁，信众才陆续回寺，继续练习打坐。毕竟政治热情不能长久代替宗教需求。

 

 

 

魏德东

8月8日，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刊登了北京特派员叶鹏飞先生的文章，题目是《统计显示一些经济发达地区九成和尚犯戒娶妻生子》。在众多的海外中文网络媒体中，《联合早报》以简体字书写，是大陆读者了解海外信息的重要窗口。此文迅速成为大陆网站转载的热门文章，相关评论不计其数，耸人听闻者声称“每座庙的和尚都在沦陷”。

叶鹏飞的文章首先介绍了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在“贯彻首届佛教论坛共识座谈会”上的主题讲话。此会于7月11日在云南大理举行，由中国佛教协会主办，有关信息在国内各大佛教网站上早有详细介绍，未曾引起社会大众的过多关注。叶鹏飞文章的独特之处，是在转述中佛协负责人强调“汉传佛教僧人要坚持独身、素食、僧装”之后， 突然报料：“一项调查统计显示，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地区，超过九成的和尚娶妻生子，现象之普遍已经到了‘法不责众’的地步。”

十分遗憾的是，叶先生不曾说明这项调查统计的具体情况，比如调查者的身份，调查方法，以及如此精确的数据如何得来。因此，从纯粹学术意义上，叶先生的说法固然抓人眼球，但还必须做进一步的说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说法纷纷扬扬一周多之后，未曾见到佛教团体方面的任何澄清和评论，发人深省。

一种可能性是，这一调查来自佛教界内部，通过媒体向社会发布。倘若真是如此，中国佛教的现状就的确可圈可点了。什么是“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自南向北，至少应该包括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吧？同样，这也是中国佛教最发达的地区。如果这一调查是可靠的，那就意味着：中国大陆佛教僧团在历经30年的恢复发展之后，实际上已经发生分裂：出家僧侣佛教和在家僧侣佛教。2000多年的汉传佛教遇到了罕见的重大变局。90％以上的和尚娶妻生子，已绝不仅仅是戒律责不责重的问题，而是汉传佛教出现了新的形态——在家僧侣佛教。在西方宗教史上，16世纪基督新教产生，诀别了神职人员必须独身的天主教，牧师可以娶妻生子，至今规模远远超过天主教。在佛教史上，19世纪晚期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僧侣可以带妻食肉蓄发，现在也已成为世界佛教中的一支。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地区出现了绝大多数僧人放弃独身的现状，是否意味着一种新教式的佛教，或日本化的佛教正在中国形成呢？是否意味着2000年来的汉传佛教要别开生面呢？

如果这一调查是真实的，中国佛教将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斩草除根，如佛协所主张的，“对于违犯戒律、败坏道风者，应视不同情况，给予收回戒牒、迁单离寺、摒出僧团、撤销僧籍等处分。”但面对九成以上的犯大戒者，这意味着在若干省市，佛教要推倒重来。要完成这一历史重任，不亚于一场佛教革命。第二，网开一面，允许在家僧侣存在，进而与出家僧侣相区隔，形成新的佛教流派。这一方式随顺了世间，但对汉传佛教的冲击将是历史性的，料想无人敢担其责，但若有人挺身而出并得以生存，必将成为马丁·路德式的革命性人物。不过就现实看，也许第三种选择最为可能，这就是表面上坚决反对，私底下不予追究。熬着！

当然大家最希望的，还是叶鹏飞先生的资料是错误的。

 

魏德东

7月28日，一个在现代中国史上具有特殊符号的日子，一个令40岁以上的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日子，一如往常地过去了。

进入7月，有关隆重纪念唐山大地震30周年的传闻不断，不知不觉中给人们带来些许期待。最终，悼念活动在平和中完成。28日上午，河北地方政府主持了纪念大会；下午，国家主席胡锦涛向抗震纪念碑献花——30年来，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出现在唐山祭日。

在媒体纷纷扰扰的文字中，一个不起眼的小标题震撼了我的心灵：“唐山百姓去哪里哭？”文章披露，1976年之后的清明节和7月28日前后，一堆堆烧过的纸钱会在唐山街头出现，一些单位的楼道里、大门前，也会有同样的情景。“回来吧，给您送钱了……”黄色的草纸和一沓沓的冥币点燃的火光和一声声凄惨的哭喊穿透了唐山城。何以如此？因为唐山地震的24万死难者绝大部分都集体掩埋了，他们没有陵墓。百万唐山人有同一个祭日，却没有一个祭奠的地方。这座城市就是他们的陵园！30年的时光逝去，唐山人民的历史记忆非但没有模糊，反而愈加向往恸哭一场。于是，“唐山人需要一座哭墙！”

“哭”是人类最基本的本能。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哇哇啼哭。在漫长的人生中，当我们遇到委屈、压力、痛苦，自然就会哭——科学家说，流泪可以释放压力，解除身体内的毒素；而对每个具体的个人而言，正是“哭”这一的动物本能使我们喧泻郁闷，重注生活的力量。人生最大的不幸，莫如亲人的死别，这个时刻，也就成为人类哭得最酣畅淋漓、最情真意切、最庄严神圣的时刻！因此，不分贫富贵贱，种族宗教，东方西方，都有专门供人们哭泣的地方——墓地，也许这是全人类最具共性的建筑之一。而围绕着墓地，东方人建造了庙宇，西方人发明了教堂，不约而同地将哭这一动物本能予以升华，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也使人类得以慎终追远、继往开来。

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唐山人民却无处可哭。尽管有几处地震遗址，那基本是科学意义上的保存，不具备祭祀的功能；而著名的抗震纪念碑，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用唐山人民的话说，更像是赞颂社会主义制度和解放军指战员的功勋碑，似乎与唐山人民的痛苦无关，似乎唐山人民也不应该还有痛苦。2000年开始，有房地产商人开始建立哭墙，2个月就搜集到了10万人名，但由于商业化的收费模式，让绝大多数唐山人心寒，更被政府宣布为违章建筑。30年过去了，唐山人民依然无处可哭。

报载，对唐山地震后幸存者的追踪调查表明，他们恋爱早，结婚早，离婚快，患抑郁症的比例明显高。这是不是与他们不曾纵情恸哭有关！这又使我想起2005年底旁听河北省佛教协会年会时得到的一则新闻：2006年河北省佛协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在唐山市和衡水市建立佛教协会，在全省11个地级市中，只有他们还没有佛教协会。在众多的人生际遇当中，宗教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然而面对死亡，宗教具有最丰富的精神能资源。和尚道士的超度法会，牧师神父的祈祷仪式，都是安慰人心的有效手段。而在最需要灵魂慰藉的唐山，为什么连一个佛教协会都建立不起来呢？是人民不需要，还是没有充分理解与满足人民的需要？

我想人民还是需要的。人民需要哭泣，需要渲泄，需要缅怀先人，需要安慰生者。实际上，这与感激全国人民的支援，感恩社会制度的优越并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

“以人为本！”当国家最高领导人和唐山人民一起祭奠亡者的时刻，我真诚地祝愿唐山人民早日建起自己的哭墙。

魏德东

8月28日，美国“摩门教末世圣徒教会”的教主沃伦·杰夫斯被捕，中文媒体随即出现了“邪教”热。到9月2日中午，在雅虎中文网上搜索“邪教 杰夫斯”，相关网页已达到3406个。“美一夫多妻邪教教主落网”，“美国邪教教主落网，主张一夫多妻有70个妻子”，类似的标题充斥中文媒体。稍微扩展阅读范围，“别墅变淫窝，韩国邪教头目性侵30多名日本女性”，“六六六魔日将至？传邪教拐数百儿童当祭品”等标题也随处可见，似乎邪教遍满世界。更有耸人听闻者，讨论“美国为何总是成为邪教头目的乐土？”“美国的邪教组织多达2000个至5000个，超过2000万人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邪教活动。”依据这一数据，应该有1/10左右的美国成年人在参与邪教活动。

这使我想起在2004年夏天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当与西方学者私下交流这类现象时，一位公安系统的学者感慨：象美国这么放任自流，国家还不被这帮邪教给弄乱了！

然而，在世界范围内，美国依然是首霸。难道真的应了那句老话：“乱只乱了敌人”，自己则是“大治”吗？我以为这或许涉及到“邪教”一词在中英文中的不同运用以及相关的不同理解。

汉语“邪教”一词出现得很早，其含义比较复杂。至晚在宋代，“邪教”一词以及出现，如佛教徒指称白莲教为邪教；到了明朝，有和尚作《破邪集》，又大骂天主教是邪教。这些用法基本出于教派之争，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到了当代，严格地说，“邪教”是一个法律术语，出现于《刑法》以及相关法律规定；但在一般媒体中，对“邪教”一词的运用则宽泛得多，盖指一切较为极端化的新兴宗教。

宗教学对不同的宗教有许多分类，包括原始宗教、民族宗教、世界宗教、新兴宗教等，但似乎没有“邪教”这一类。相应地，“邪教”作为一个概念，似乎也被大多数宗教学家所排斥，不将其看作是宗教学的概念。或许宗教学家大都相信杜尔凯姆的教导：所有的宗教都是真实的，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如果预设某一宗教立场而批判其他宗教为“邪教”，从学术角度讲肯定是不公正的。

在汉语语境中，将一些极端化的、起负面作用的宗教组织或亚宗教组织称之为邪教，已经沿袭成俗。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更是对这一概念喜爱有加。于是就出现“邪教”满天飞，甚至为美国人民担忧的情况。

美国人如何描述我们所说的“邪教”呢？非常痛苦的是，英语中很难找到与“邪教”匹配的词汇，较为流行的，是与“cult”互译，而cult一词，宗教学家一般称之为“膜拜团体”，并不叫它“邪教”。宗教学家的理由是：（1）如何界定“邪”在义理上不可能达成共识；（2）在社会表现上许多cult似乎并不“邪”。在对杰夫斯案的报道中，美国主流媒体CNN的标题是“Fugitive polygamist arrested”，直译为“逃亡的一夫多妻论者被捕”；而对杰夫斯的界定上，美国人甚至没用cult一词，而是称其为“The leader of a polygamist sect”，也就是“一夫多妻论教派的教主”。sect在宗教学上指小的宗教教派，是较为中性的概念，没有汉语“邪教”一词所带来的邪恶乃至凶恶之意。换言之，中文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自己添加了“邪教”一词。似乎潜意识里唯恐美国不乱，或不如此便不解对杰夫斯的心头之恨。

在一定程度上，这似乎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只有在中国才“邪教”满天飞。大概美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人没将这类现象看作洪水猛兽吧。对“邪教”一词的滥用或许不仅是现代汉语语言的问题，可能更反映出思想的险隘及不宽容。我的一个肯定没用的建议是：慎言“邪教”。

 

 

 

上周结束的台湾之行，首尾9天，除寄身于桃源弘誓学院，在新竹玄奘大学开会外，又特别参观了印顺法师亲手所建的4个道场：新竹福严精舍、台中华雨精舍、嘉义妙云兰若、和台北慧日讲堂，不过，给大家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台北的慈济人文大厦和法鼓山。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佛教可以说创造了人间奇迹，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所谓的四大道场，即佛光山、慈济功德会、法鼓山和中台禅寺。这些道场规模之大，信众之多，活动影响之巨，组织之严密，不仅在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闻，即便放在当代世界宗教的整体视野中，亦堪称翘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佛教道场巨大成功的标志，绝非仅仅是“大”，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新与特色。每一个成功的道场，都有十足的创新精神，形成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特色，构成了五彩纷呈的当代台湾佛教。而不同道场之间的激烈竞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各大道场特色的发展，促进了台湾佛教的繁荣。

佛光山标榜文化、教育、慈善、共修等四大事业，然而，其最突出的成就，是它的传教。200多个道场，遍及五大洲，可以说第一次将汉传佛教世界化。而所有的道场，都以麦当劳式的连锁形式出现，统一的组织架构，统一的标识，统一的活动形式，乃至统一的微笑和告别手语，使佛光山派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汉传佛教道场，乃至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这一被称之为“星云模式”的传教方法，足以奠定星云在中国佛教传播史上的大师地位。

慈济功德会有所谓四大志业，八大事业，但其最令人感佩的，还使它的慈善及医疗。全球1000万人的会员规模，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灾，其灾害救助能力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国家的力量。更为难得的是，慈济充分发挥佛教的无我慈悲精神，以慈善为桥梁，在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不同种族间建立起和解与共荣。最典型的事件，是慈济在印度尼西亚的救灾，不仅使印尼人对华人的敌视有所缓和、化解，而且在建设救灾房时，慈济功德会居然给当地穆斯林修建了清真寺。

法鼓山的领袖是获得日本佛学博士学位的圣严法师，其道场的特色也集中于科研与教育。法鼓山的中华佛学研究所在资料建设、佛典数据化、佛教教育、佛教出版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水准。研究所优雅的环境，齐全的资料，周到的服务，使无数参访者流连忘返。这一地处台北远郊的道场，因此也吸引了一些国外的优秀学者长期为其服务。法鼓山因此对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信教群体形成了独特的摄受力。

中台禅寺以禅修立世，以其保守性赢得市场份额。然而，其所建筑的中台禅寺，高大雄伟，无与伦比，成为台湾中部的新地标。建筑出自著名设计大师李祖源之手，在形式上，是将一平面展开的中国佛寺竖立起来，朝拜者从低到高，依次进入甚深法界，而其建筑顶端的标志物，则融合了佛教和各大流派乃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因素，坚持传统而又新意叠出。

在宗教学上，有一个著名的“区位”理论，认为不同人群的信仰要求是不同的，基本会稳定在一定的区位上。一个宗教场所成功的关键，就是抓住特定区位的人群，形成不可替代的宗教产品。台湾佛教的繁荣与成功，再一次印证了这一理论。

公元641年，在著名的唐蕃古道上，文成公主开始了她的西藏之行，历时3年，终抵拉萨。

公元2006年，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再一次为古道欢呼——庆祝青藏铁路通车。

不知还有多少类似的执著，能够流过1365个春秋。

说到文成公主的意义，自然会提到佛教：在雪域高原，她播下了汉传佛教的种子，结出了藏传佛教的果实。佛教最早由汉地传入西藏，但西藏人最终选择以印度佛教为主，融合本土文化，创建出独特的西藏文明。

20世纪，飞机和汽车纷纷贯通世界屋脊，然而，21世纪初的火车通航，依然震动人心。或许，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只有火车，才能象两根臂膀一样，实体性地将高原与长江黄河紧紧地联为一体。

当每天数以千计的人流，从东亚大陆的各个角落，汇集到古老而现代的唐蕃古道，方便地流动和迁徙，西藏乃至整个中国的文化版图将会怎样的潜移默化？

首先，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东部居民对西藏文化将迅速去魅。可以想象，在旅游经济的推动下，西藏将成为初步现代化了的东部居民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从塔尔寺到布达拉宫，藏传佛教的神秘面纱将迅速退却。或许有人将因此对藏传佛教发生兴趣，进而改变自己固有的宗教信仰。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这不过是一趟去除幻想和神秘之旅。

依据已有的经验，藏传佛教将面临强大的世俗化压力。这里所说的世俗化，是指僧团内部独特的组织、戒律和生活方式削弱，而向世俗社会趋同。当千千万万的红男绿女涌入平静千年的佛寺，僧人固有的生活理念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追求金钱而又能合法获得，必将影响佛寺的价值走向。利弊兼具，藏传佛教将不得不应对这一历史性的严峻挑战。

就宗教交流而言，所谓的藏密东渐，无疑将更加方便。汉藏佛教的发展，从来都存在着双向交流。这种趋势在上个世纪初叶，发展为汉地佛教徒的西藏求法运动，著名者如法尊等，而建立于重庆的汉藏教理院，成为汉传佛教学习藏传佛教的标志。进入20世纪下半叶，伴随着藏传佛教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藏传佛教人士开始主动向汉地传法，形成了“藏密东渐”的潮流，构成汉藏佛教交流的新景观。青藏铁路的开通，为茫茫雪原上的喇嘛活佛，提供了最便捷的东进通道。藏传佛教会在汉地有怎样的未来？它在修行方面的独特法门将会怎样影响汉传信众？是藏传佛教在汉地生根，还是藏传佛教的部分内容改变汉传佛教？这些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题目。

对西藏人民来说，固有的藏传佛教单一信仰，可能将受到更剧烈的冲击。与2千年前一样，商人和僧侣将成为宗教传播的先锋，以人间佛教思想为特色，善于与现代社会相结合，强调服务大众的当代汉传佛教，会出现在拉萨吗？人间佛教思想会对西藏佛教的精神气质发挥影响吗？伴随着滚滚巨轮，具有高度传教热情的基督教福音派登上雪山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基督教团契首先会出现在西藏大学吗？西藏的宗教版图还能够维系单一信仰吗？

如果说青藏铁路的开通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那么或许再过1365年，我们才能理解青藏铁路开通的宗教意义。

 

 

 

你知道美国“基督的教会”信徒每年的人均捐款是多少？美国长老会的这个数据又是多少？美国的南方浸礼会呢？

最新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它们分别是963.33美元、 2088.23美元和625.25美元。

发布这些消息的权威组织，是最新出版的两部工具书——《美国加拿大教会年鉴2006》和《美国教派手册2006》——他们为我们提供了众多有关美国宗教的最新资料，不仅使读者能及时地了解美国宗教的变化和走向，也对中国读者有特殊的启迪。

这两部工具书都由美国的阿宾登出版社出版。《美国加拿大教会年鉴》起始于1916年，距今已整整90个年头。此书不断更新有关美国加拿大各宗教派别的数据，成为学术研究和社会大众了解宗教近况的必备书目。2006年的新版更新了220个教派的成员数量、网址以及神学院、期刊、财政和宗教日历等信息。位于纽约的“全国教会理事会”资助了此书的出版。粗粗浏览，一些新发现跃然纸上：

——目前增长最快的大型宗教是神召会、摩门教和天主教。

——女性在神学院的注册人数达到的36％，创历史新高。

——在调查的63个教派中，信徒每年的人均捐款额是757.90美元。

与《年鉴》同时发行的，是《美国教派手册2006》。该手册诞生于1951年，由卫理会信徒米德（Frank S. Mead）创办，他的本意是把握日益分化的基督教家族之树上的每一个枝枝叉叉，这既有利于神学，也有利于社会。现在的《教派手册》早就不仅仅局限于基督教的范围，而是包括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和所有大的教会，对神学观念的多样性持有极其宽容的态度。今年出版的手册是第12版，对200来个宗教团体的情况予以简明扼要的介绍，使人们能迅速了解当代美国各大教派的一般情况。

看到这两部工具书的新版问世，我不由得想起2001年美国科学研究学会会长伊宝（Helen R. Ebaugh）教授访华时的一段趣事。在与国家宗教局的朋友进餐的时候，伊宝教授很认真地请教：“在政府方面，中国宗教徒的数量是如何得出的？”这位朋友的回答是：“统计加估计。”我清清楚楚记得这个回答引起了在座中国朋友们的笑声，伊宝教授反而十分严肃地追问：“如何估计？用什么方法？”在座的中国同行们都不知如何回答。

作为中国的宗教研究者，我真诚地希望中国也能早日出版这样的工具书。对教会而言，这样的工具书可以使他们了解自己教会的现状以及在全国宗教版图的地位，从而发现问题，促进发展；对政府而言，这将是在宗教问题上科学决策的基本依据，从而超越“统计加估计”的阶段；对于相关学者，这不啻是当代宗教研究的福音，积极作用不言而喻；既便对于一般大众，这样的工具书也一定会有感兴趣的读者。

我期望，在《美国加拿大教会年鉴》出版100周年的时候，能有一部《中国教会年鉴》比肩而立。

 

魏德东

世界杯如火如荼，中国球迷的心里却是空落落的。不管多么激情飞扬，都是姥姥抱孩子——人家的。

人家是怎么去世界杯的？特别是那些老派足球强国。请看媒体报导：

——意大利。AC米兰队的新星卡卡在进球后欣喜若狂，在亮出内衣后人们发现里面写着：“我属于耶稣”！年轻的卡卡在宗教方面颇有心得，他经常和在德国的吉尔伯托、卢西奥等巴西同胞在电话里长谈宗教。

曾在国际米兰队效力的维斯特居然是基督教“五旬节派”的著名牧师。他在凯泽斯劳滕队踢球时，每周六比赛后都要南下米兰，以完成周日做轮值牧师的职责。

——西班牙。拉科鲁尼亚教练伊鲁埃塔领导球队在欧洲冠军杯赛出线后，准备步行40英里到教堂还愿。

——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星队的老板比卡利出身为牧羊人，星队每在联盟杯上晋级，他就要修建教堂，目前已经达到20座。

——德国。斯图加特主帅特拉帕托尼与天主教教宗本笃十六世拉青格是多年的老友，拉青格不时赠送他一些书籍。去年8月教宗访问德国时，他专门驾车从斯图加特赶往科隆，与国家队主帅克林斯曼等一起，拜见教宗。

“金牌教练”希斯菲尔德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与牧师霍赫斯特拉瑟非常要好，并定期祈祷。

德国队曾经三获世界杯冠军，其中1974年和1990年的两届，队里都有神父。

 

为什么足球与宗教有这样密切的关系？希斯菲尔德的体验是：原则上打胜仗要靠场上的表现，但有虔城的信仰，每天都祈祷也很重要，那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在你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宗教能给你神奇的力量。德国国家队前主帅在《足球上帝》中写道：“伤病、压力和失败很可能让我们偏离职业生涯的轨道，为此我们需要坚韧的神经和坚强的意志。一个坚定的信仰也有极大的帮助。”英国《泰晤士报》的解释则是：足球是一项最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而这种不确定性，正是让某些球员笃信宗教的内在逻辑。德国作家舒梅尔作过这样的总结：“足球就好像一种宗教，给人力量，也许这就是足球与宗教总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原因。”

坚定的信念、内在的力量、坚韧的意志、对偶然性的承受能力，似乎这些构成了宗教对足球运动的实在的积极意义。那些顶尖高手或许能在足球和宗教中获得相同的心灵高峰体验。

当然，也有人将宗教的作用理解为巫术，贻笑天下。意大利主教练特拉帕托尼就曾经带着1瓶圣水去韩日世界杯，“以消除不利因素”，但意大利后来惨遭淘汰，梵蒂冈教廷知道后，怒叱他“把宗教变成了一种异教迷信”。

透过这些老牌足球帝国有关足球与宗教的描述，想到中国队每每在关键时刻从教练到球员都六神无主瑟瑟发抖的情景，真希望中国足球能够智慧一些，懂得借助“神力”。这不，中国足球没去世界杯，和尚们先去了，而且在为世界足球出力：德国首都柏林的少林寺下院，德甲球队柏林赫塔的巴西球星马塞利尼奥和吉尔伯托不时前来打坐，以锻炼专注力。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接受了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建议，邀请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观看7月9日的决赛，以推动足球在佛教界的传播，但估计无意将少林功夫融于足球。周星驰的《少林足球》片断，已经成为德国球迷的彩信，为世界杯增添喜庆。

北京法源寺的和尚们曾经有每周踢球的传统，最近也曾看到重庆佛学院的高僧驰奔绿茵场上。下届世界杯，干脆，就让中国和尚们去吧！

 

 

魏德东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最激动人心的部分，在我看来，原本是杭州大剧院演出的歌舞诗剧《和平颂》与普陀山南海观音广场前的闭幕式。然而，甫一抵京，就收到外国友人的伊妹儿：论坛给我最深刻印象的部分是在上海举办的佛教交响乐。随后，媒体有关《神州和乐》的好评纷至沓来，印证了朋友的感慨。论坛负责人叶小文先生曾说：这次论坛有论、有情，还有乐。“三有”之外，我想说首届论坛还有科技。佛教与艺术、科技的结合是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重要特色，也是论坛成功的重要保证。

歌舞诗剧《和平颂》于14日晚假钱塘江畔的杭州大剧院歌舞厅举行。全剧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分祈福、吉祥、墨舞、禅歌、唐卡、飞天、合一、莲花与和平等9章，在生光电色中凝练地展示了佛教的中国化历程，彻底颠覆了人们心目中丝竹管弦、小桥流水的佛教音乐印象，洪钟大吕，刚柔相济。刚的部分，最突出的是佛教武术的舞蹈展示；柔的一面，最打动人心的是改编过的《千手观音》。这些内容赢得了最为热烈的掌声。剧尾，与扣人心弦的音乐相配和，舞台上盛开的莲花与空中飞舞的和平鸽遥相辉映，许多观众情不自禁热泪盈眶。

4月16日，论坛闭幕式在普陀山南海观音广场前举行，再次体现了佛教与艺术、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在33米高的铜制观音塑像前，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段，人们先后欣赏到花开见佛、九龙吐水、甘霖普降、天雨散花等景致，原本仅仅存在于佛经中的描述得以真实的显现。

作为境内代表，最为遗憾的事情莫过于无缘参加17日晚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举办的《神州和乐》佛教交响乐，这部作品已经被公论为首届佛教论坛的高潮与精华。全剧分九龙浴佛、华藏世界、慈悲愿怀、禅悦慧风和莲宝光明5章，在一般交响乐的特征之外，又融合了诵念、唱赞等佛教元素，首次以西方音乐语言诠释了中国佛教的精神，受到佛教界与音乐界的双重喝彩。《神州和乐》代表了中国佛教音乐的最新发展，也反映了内地佛教音乐的高度，是具有榜样性意义的作品，其历史意义将逐渐展现。

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这几个事例表明，佛教是极具文化性的宗教。自古以来，佛教都极其善于通过雕塑、绘画、音乐、书法、园林乃至科技等人类共享的文化形式表现自己，由此而形成的佛教艺术、佛教文化更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佛教影响大众的方式，在许多时候更多地是文化的熏陶，而非信仰的灌输。与一神教比较，这或许是佛教的一个重要特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佛教是文化”这一命题，绝非只是为佛教发展赢得地盘的权宜之论，而是对佛教特质的准确反映。佛教以文化而彰，离开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脱离科技的力量，佛教的思想就无从表达；排斥其他的文化载体，佛教也将不复存在。

当下我最期待的，就是佛教交响乐《神州和乐》早日在北京公演，使我们补享这场佛教文化的豪宴。

 

 

魏德东

去年以来，法学界对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展开讨论，影响日益发酵，似乎预示着宗教问题开始成为公共学术话题，对中国宗教问题的严肃思考由此进入一个新的深度。

颇具权威性的刊物《法学》2005年第6期刊载了郭延军的论文《我国处理政教关系应秉持什么原则——从三亚观音圣像的建设和开光说起》，提出宗教事务应由宗教组织自主办 理，国家应平等对待各种宗教，国家机关不应操办宗教事业和主持宗教活动，公职人员也不 应以公职身份操办宗教事业、主持或参与宗教活动。据此，论文提出海南有关公共机关和公 职人员直接操办和参与观音圣像的立项和建设、组织和参与观音圣像的开光大典，其行为于法无据。

随后，上海交大法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就此问题成立课题组，在北京和上海组织了两次座谈会，讨论纪要由童之伟教授整理，以《地方政府投资宗教项目涉及的法律问题——三亚南山观音圣像建设与政教关系学术座谈会纪要》为题发表于《法学》2005年11期。讨论会参加的人员包括中央党校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胡锦光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王磊教授、上海交大法学院陈云生教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于安教授、中国政法大学焦洪昌教授等，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三亚南山观音圣像建设和产权交易的关系是涉及宪法基本原则的问题，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地方政府是否有资格修建具有宗教性质的设施？学者们的基本看法是：动用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公共财政资金介入到纯宗教事务和活动中去，应该被看作是超越了我国宪法所确立的政府权力行使的底线，违背了国家的政教分离原则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原则。

一石激起千层浪。《科学与无神论》杂志于2006年第2期转载了这篇《纪要》并增加了《编者按》，认为三亚圣像问题核心是“政府取代了企业，直接精英了宗教场所”。更为令人吃惊的是，一般认为在该事件中获益的佛教界，也起而呼应这一讨论，支持相关观点。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编的《研究动态》于2006年第2期对《科学与无神论》的《纪要转载》予以长篇文摘，并增加了《编后语》，认为《纪要》“有许多真知灼见，值得引起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现在到了坚持政教分离原则，并以此为底线，规范政府部门过深参与宗教内部事务，制止宗教搭台，经济唱戏的时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也以极大的热情参与到宗教与法律关系的讨论中。在其“宗教事务条例专题“中，有18篇文章集中批评2004年通过的条例，包括“评《宗教事务条例》对信教公民平等权侵犯的若干条款”、“在违宪审查的背景下谈《宗教事务条例》”、“评《宗教事务条例》的违宪条款”等。

法学界、无神论界、宗教界、网络联手批评地方政府在宗教事务上的僭越，似乎是前所未有的现象。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宗教工作基本在统战的思路下进行，很难将宗教看作社会的正常组成部分，因此容易出现或胡乱打压，或无原则支持的两极态势。法学界对宗教问题的涉入，或许意味着整个社会已经开始将宗教作为一个正常的社会分子予以接受，而相关的管理也需要与时俱进，在理性、平等的精神下展开。

 

魏德东

五一长假本想不理世事，未想国家宗教局和外交部严厉批评梵蒂冈干预中国祝圣主教的讲话打碎了美梦。这也是一个很恰当的象征：今天的中国，宗教问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全社会的公共话题。

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天主教是唯一能够对全球教徒实行统一领导的宗教。教会的最高首脑是教皇，被看作是“基督的在世代表”。梵蒂冈是政教合一的天主教国家，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派有使者，领导全世界的天主教徒。每个教区的主教任命，是梵蒂冈的核心权力之一，一直控制在教会手中，他人不得染指。

 然而，大千世界五彩纷呈，梵蒂冈对主教的任命也不是铁板一块。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历史上，天主教会也有妥协的例子，但在总体上，教会绝对地维持对主教的任命权。

中国与梵蒂冈之间的龃龉由来已久。1958年，中国的汉口、武昌教区将选举产生的主教人选呈报梵蒂冈，希望得到教廷的认可。未料梵蒂冈反映强烈，认为这一方法违反了教会法律，威胁对参与者实行绝罚。所谓绝罚，简单说就是开除教藉的意思。话不投机，中国教会干脆摆脱梵蒂冈的控制，开始了自办的历程，迄今已经自选自圣了170多位主教，构成了中国天主教会的主干。中梵关系于是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争执之中。迄今为止，梵蒂冈是整个欧洲唯一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20世纪90年代以后，改善中梵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也不时有突破的传闻。困境在两个方面，一是梵蒂冈与台湾的外交关系问题，与中国建交意味着与台湾断交。这一点似乎已经解决，梵蒂冈多次表示可以随时将使馆由台北搬到北京。另一大难题是主教的任命权之争，这已是影响中梵关系正常化的真正核心问题。上周，中国教会先后为昆明和安徽教区祝圣了新的主教，梵蒂冈对此反映强烈，认为没有经过教廷的任命，是非法的。中梵关系再次陷入迷宫。

在相关报道中，不时看到“越南模式”的字眼。什么是越南模式？越南人口8200多万，其中约1/10为天主教徒，力量不可小嘘。90年代末，越南与梵蒂冈开始协商建交事宜，在主教任命问题上最终达成基本妥协，即任命权在教皇，但任命名单需由越南政府认可并提供。2005年11月，梵蒂冈以此形式册封了57名越南主教，舆论纷纷认为梵蒂冈与越南建交指日可待。

基于中国与越南国情上的相似，海内外许多人士都认为越南模式或许成为中梵关系的重要参考。但从上周的事件来看，情况似乎不同。国家宗教局在声明中说：“近期又特别将中国天主教一些教区祝圣主教一事多次告知梵方，梵方一直不作正面回应，却在祝圣成功之后横加指责，这与梵方希望改善中梵关系的言论严重不符。”仔细体会此话的含义，似乎意味着祝圣名单可以告知梵蒂冈，由此也许存在着相互商量的可能，但主教任命权在中国教会。或许这就是中国在中梵关系上的底线。

魏德东

 

去年11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在2天的访华行程中，专门到北京缸瓦市教堂做礼拜；今年3月22日，俄罗斯总统访问中国，四分之一的时间用到了河南少林寺。

两者的共同之处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的总统，都抽出极其宝贵的时间，参访中国的宗教活动场所。

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布什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在北京参加周日礼拜；普京访问少林寺，核心是观赏少林功夫。

两者引起的反响也极为不同：布什在缸瓦市的消息，媒体仅仅作了简短披露；普京访问少林寺，则受到各类媒体不遗余力的追捧，相关文字、图片、影像、视频连篇累牍。

有人会说，这典型反映了大陆媒体在对待有关宗教的新闻时的厚此薄彼。不过，从宗教学的角度看，两位总统在宗教场所的活动其实代表了两类不同的宗教产品，媒体的冷热对待也与此有关。布什的周日礼拜，乃一典型的宗教活动。从新闻的视角看，这主要满足了布什本人的宗教信仰需求，以及相关的政治态度表达。普京的少林寺之旅，则为纯粹之参观。普京不是佛教徒，无论是欣赏功夫，还是参观寺庙，都算不上宗教活动。一个是宗教徒的私人信仰满足，另一个是游客式的浏览与鉴赏，两条新闻的大众性、娱乐性，以及表现的难度都不可同日而语，媒体的最终反映自然就会有巨大的不同。

在当代中国佛教丛林中，少林寺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少林模式的核心是将其独特的少林功夫及相关产品作超宗教的提炼，成为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种族、不同国度的人群都可以分享的标准化产品，最大限度地让更多的人轻松地受益于佛教文化。少林寺已经在欧洲、美国建立多家功夫中心，普京与少林寺的因缘也与此有关。他的两个千金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少林功夫，可以说都是少林功夫弟子。得自女儿的直接经验应该是刺激普京少林之旅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少林模式带来了一些非议，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少林寺背离了佛教传统的运作方式，过于市场化，担心这样的世俗化可能会葬送佛教的未来。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但就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规律而言，超宗教、标准化的宗教产品的提供，实际是教会赢得市场空间的必由之路。在自由竞争的前提下，教会没有先天的垄断地位，其发展规模决定于对大众需求的满足。在接引大众进入教会之门的时候，淡化自身宗教的排他性，吸引人群，广结教缘，是不得不作的事情。这一规律已经为学术界所总结，称为宗教市场论，较好地解释了现代化条件下宗教发展的某些特点。

依据宗教市场论，宗教竞争并不会导致宗教的衰弱，反而会激发宗教的繁荣。一方面教会在竞争中将呕心沥血提供优质的宗教产品；另一方面，在消费大众化宗教产品的人群中，总是有人继续前行，进入宗教深处，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徒。普京在欣赏功夫的同时，还走进了少林寺的禅房——禅寺最为隐秘之所，或许他知道，那里才是少林精神的血脉所在。

 

魏德东

4月14日下午，世界佛教论坛的代表参访净慈寺，突然听到一片尖叫声。扭头看时，但见一群中青年妇女正踮脚齐呼：“济群法师！济群法师！”原来这是济群法师的粉丝，而且是一群“麻辣济丝”，非常疯狂。就在我正吃惊之时，迎面走来一名10岁左右的小姑娘，见到济群法师倒身便拜。“东南佛国，名不虚传。”我不由得发出如是的感慨。

这零零碎碎的两桩小事，与“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召开一样，意味着中国宗教的发展已经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这一历史阶段的首要特征，是政府不再将宗教看作麻醉人民的鸦片，不再将宗教作为消灭的对象，宗教正作为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部分，受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论坛的主会场所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从内到外，装饰得俨如一座佛堂；杭州城里，舟山上下，佛教的五色旗沿路飘扬；会议车队所过之处，警车开道，道路禁严，即便乡村小路口，也有治保人员看守。凡此种种，无不给与会的中外人士以极大的震惊：政府支持可以说是论坛成功的首要条件。

新历史阶段的另一特征，是中国宗教已经初步奠定了世界宗教大国的基础。在震撼人心的大型音乐演出《和平颂》结束后，国家宗教局长叶小文提出中国要成为“佛教大国”的理念，受到中外人士的认同。美南第一佛刹休斯顿玉佛寺方丈宏意法师认为：从中国佛教的历史资源及发展现状看，中国完全具有成为世界佛教大国的潜力，在21世纪极有可能成为世界佛教的中心，前提是不断提高僧俗的素质。

37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80人的大会发言，1000多人的规模，论坛历史性地为世界各国的佛教朋友提供了交流、对话、理解与合作的平台。曾任美国芝加哥大学神学院院长、现在主持日本立正佼成会佛教研究所的R.正因（Gene Reeves）教授一见面就与我讨论“和谐世界从心开始”的思想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相对立，通过对话，正因教授对中国时代精神的理解大为改观。大会发言中，古巴代表介绍了如何接纳天主教徒加入共产党，越南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阐述了如何将佛教作为传统文化对待，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会长回顾了争取佛诞日为公共假日的奋斗过程······这些都给中国代表以深刻的启迪。

 “和谐世界，从心开始！”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以其新颖而普世的理念，恢宏又博大的气势，真诚与细腻的表达，展示了中国佛教的新貌，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愿望。然而，白璧微瑕，论坛在展示当代中国佛教成就，包括学术成就方面，稍显薄弱。就中国代表的发言而论，理论阐述多，具体事例少，若能将佛学院、夏令营、图书馆、少林功夫等20年来影响巨大的佛教事件有系统地安排出场，一定会更加充分地展示当代中国佛教的新气象。在学术研究方面，最为典型的案例是，著名佛教学者任继愈先生推荐的有关《中华大藏经》的介绍，居然没有发言机会。《中华大藏经》自1982年开始，历时15年出齐“正编”106册，现又开始200余册、2.6亿字的《续编》篡修，并已印出现代标点的样书，堪称是具有世界意义、代表佛教学术最高水平、体现改革开放成就，足以为国争光的伟大文化工程。与日本等国的佛学研究主要由佛教徒承担不同，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对中国佛教的复兴做出过并依然在做着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走笔至此，不免“心”生寒意。或许这也正为今后的论坛预留了突破的空间。

魏德东

19日，根据丹·布朗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达·芬奇密码》将以四种语言在全球上映，主演是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和法国女星奥黛丽·塔图。

芳容未睹，争论盈天。一方面，全球影迷热切期待，媒体狂热炒作；另一方面，一些正统基督教徒和组织大加讨伐，部分国家也作出了限制措施：印度天主教徒通过绝食等非暴力方式抗议影片上映，新加坡将该片定为成人电影，16岁以上的观众方能单独观看，英国人修改了影片的配乐并将其被列为限制级。

梵蒂冈的反应最为激烈。教廷认为小说与电影情节错误，亵渎基督，公开呼吁全球10多亿天主教徒予以抵制，并特别制作了记录片《达·芬奇密码——一个巧妙的骗局》，在全球消毒。

中国粉丝们有福了：不仅可以同步欣赏，而且还是原装全本，没有做任何修改和限制。

一部电影何以造成这样大的社会影响，而且还未上映？宗教方面的原因是：电影中，耶稣结婚了，并且生了孩子。仅此一条，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被彻底颠覆。

基督徒担忧的另外一层原因是：《达·芬奇密码》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现象。2003年3月小说出版，席卷全球读书市场，已被翻译成35种语言，印数超过4000万。随后，相关副产品纷纷问世，构成了《密码》现象：一些作家跟风写作相关题材，其中法国人玛丽·弗朗斯·埃切戈安的解码书《正说达·芬奇密码》，已有19种语言版本；网络上出现了多种文字的《密码》网站，以及电子游戏；出版社还要再捞一笔，出版了各式各样的珍藏版、图画本。

《达·芬奇密码》说得是什么呢？午夜，正在巴黎出差的哈佛大学符号学大师罗伯特·兰登接到紧急电话，卢浮宫博物馆馆长被人杀害，尸体旁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密码。兰登与法国破译专家索菲·奈芙在解码时发现，秘密就隐藏在达·芬奇的画中。已故馆长是峋山隐修会（Priory of Sion）的成员，这个秘密组织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牛顿、波提切利、维克多·雨果等许多世界级人物都曾是其会员，他们隐藏着一个关于整个历史的巨大秘密。兰登与奈芙为了解开这一秘密，与一位不曾露面的幕后人斗智斗勇，故事一波三折，揪人心魄。评论认为，这一作品既混合了谋杀、侦探、解谜、悬疑、追捕等常规的畅销要素，又加进了艺术史、宗教史、象征学等内容，雅俗一体，丝丝入扣，进而打动了全球读者。

然而，让正统基督徒恼火是，作品对基督教的历史完全是戏说，而且说的象真的一样。这与一些中国观众经常批评通俗电视剧歪曲历史误人子弟，道理相同。作者丹·布朗则直言不讳：“我是基督徒，不过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督徒。” “我知道的越多，存在的问题也就越多。”他的目的，就是破解生命的各种不解之谜。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宗教的艺术作品往往引起轰动，成为这个时代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特点，值得深思。就西方而言，电影《十诫》、《耶稣受难记》等都成为经典性的佳作；在中国，舞蹈《千手观音》，电影《天下无贼》等也借助宗教内含征服了观众。在这个极端世俗化与现代化的时代，人们似乎还是有意无意地愿意与深刻及永恒发生联系，哪怕是以歪曲与谐谑的方式。

 

“黑五月”，一个流行于高校教师中的概念，指的是每年5月份都是学生答辩的日子，叠床架屋的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不分白天黑夜的答辩，弄得教授们疲惫不堪。

上周在中央民族大学参加答辩，哲学与宗教学系主任何其敏教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公立大学宗教学系的宗教研究，必须坚持科学立场，不能陷入一教一派的视域，与神学研究等同。几天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答辩中，我也发现有些学生论文从某一宗教的某种流派出发，褒己贬它，神学色彩很强。

这里所说的神学，指的是从某一宗教或某一宗派的立场出发，对宗教的历史、教义和思想等所做的研究。这种研究以自己的观点为标准，对其他的宗教或教派做出评判，其目的是宣扬某一宗教或某一教派的观点。神学院、佛学院、经学院等宗教院校的教学与研究多属此类。

所谓的宗教学，最早的经典表述出自麦克斯·缪勒，他在1873的《宗教学导论》中，首次使用了Science Of Religion这一概念，直译“宗教科学”，指的是从客观立场出发，对宗教的起源、演化、本质、功能等问题所做的科学研究，后来逐渐发展出宗教哲学、宗教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分支学科，成为科学谱系的重要部分。这种研究的目的是丰富人类的知识系统，并有助于全人类的福祉。公立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宗教研究，盖属此类。

可以看出，神学与宗教学的根本区别，在于两种宗教研究不同的立场与目的，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同的研究方法。通俗的说，神学属于宗教研究的内学，是宗教界内部有关宗教自身的讨论；宗教学则是从外在视角对宗教现象所做的客观与科学研究。

当然，神学与宗教学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神学构成了宗教学的研究对象，宗教学需要对神学予以尊重和体认；宗教学的研究成果，则可以为宗教界所吸取，成为其发展的指导力量。从学术史看，有些神学家还非常重视宗教学方法的学习和应用，上个世纪60年代前后，欧洲天主教徒以社会学理论研究天主教的发展规律，形成了所谓的“宗教的社会学”（Religious Sociology），与学术界一般的“宗教社会学”（Sociology of Religion）有明显的区别。

在中国语境下，宗教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是个人信仰与宗教研究的关系问题。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宗教研究者往往不尊重神学，在对宗教现象缺乏同情默认与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贸然批判。现在的挑战则是另一个偏向，宗教研究者过多受到教会的影响，并因此模糊了科学立场，其研究成果近似于神学。近年来，许多海外宗教机构每年都出资培训大陆的宗教学教师、学生和研究者，毫无疑问这增加了大陆学者对宗教内涵的理解，但同时由于受到教界世界观、方法论和研究规范的影响，一些宗教学者和研究生的论述也逐渐向神学靠拢，科学立场有所淡化。

或问：宗教信仰自由，我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为什么不能反映出来，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所谓的科学立场？或许这正是教内教研机构与公立教研机构的分野所在。如果研究者是在宗教院校，这样的立场是个人自由，天经地义。然而，公立大学由所有纳税人的资源建成，其教学与研究理应为全人类的利益服务，因此在宗教研究中必须坚持客观、中立与科学的立场，不能以全体纳税人的资源为个别人群的利益服务。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公立机构宗教学者的底线伦理所在。

1月22日下午，灵山三期工程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太湖酒店举行。

 

20日早晨，作为本学期“宗教与当代社会”课程的实习部分，我与中国人民大学的30几位同学去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参加周日弥撒。7点8分，当我的汽车沿东二环自南向北驶至建国门桥南后，被死死堵住，无数的汽车前不见首，后不见尾，公共汽车打开了车门，有些司机甚至在从容擦车。我顿感有什么大事发生。待下车向的哥请教，得知是布什赞同要去缸瓦市教堂做弥撒。

我突然想起7年多以前，1998年的6月，当克林顿总统任职6年后首次访华前夕，由美国政府出资，佛罗里达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肯思·沃尔德到中国做了3场学术演讲，主题是介绍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当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演讲结束后，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领导立刻领会这是美国政府在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打招呼，即宗教是美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也是克林顿总统在中国不得不谈的题目。果然，克总统在人民大会堂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客气地与江主席讨论起宗教自由，江主席也坦率地探讨起为什么在欧洲那样发达的地方，还有人信仰藏传佛教。

两位美国总统在中国的表现，反映出最近10多年来美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就是宗教的兴盛。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以基督教福音派的复兴为标志，美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宗教积极参与社会价值观念塑造的时代。这股潮流至今仍在上升，宗教话题因而成为当代美国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任何重大的社会决策都会关涉到不同宗教的价值观念。

在最近的几周，有关公立学校中课程中“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Intellectual Designed）的争论再次引起社会的关注。智能设计论认为，生物的构造复杂而奇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继续进化，因此并非自然选择的产物，而是由某种超级智慧设计而成。这一理论甫一出炉，就受到基督教界的支持，几十年来美国校园内作为“进化论”对立面的“神创论”让位于“智能设计论”，至少已有14个州不反对在教材中增加这一理论。反对者认为这是在公立学校传播基督教，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布什总统的立场是：“我认为教育应该向人们展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你们问我人们是否应该接触不同的观点，那么答案是‘是的’。”他相信学生在同时接触“智能设计”和进化论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时，可对世界的起源有更准确的理解。

在世界上所有的货币中，只有美元提到了“上帝”，这就是“我们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本月，曾经挑战美国“国旗誓词”的无神论者迈克尔·纽多再次发起攻击，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认为每个美国人都在使用美元，但不是每个人都信仰上帝，“美元的硬币和纸币上印有‘我们信仰上帝’显然是为了宗教目的，而且具有宗教影响。”纽多的起诉注定凶多吉少，但他的存在使人们再一次意识到美国社会政教分离表层下的基督教背景。  

当我们了解到美国社会的宗教底蕴，就会比较充分地理解美国总统在中国的“宗教秀”。作为民主党人的克林顿尽管没有福音派那样强烈的宗教热情，但他必须对他的选民表现出对宗教问题的关注。而得益于立场保守的布什总统在北京的周日礼拜更是精明绝伦：对中国方面，他以自己的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而美国的福音派公众看到他们的总统在短短40小时的访问中，第一件公开活动就是在凌晨7：30准时出现在北京教堂内的时候，心中当是何等熨帖。

 

 

 

 

在现代化条件下，宗教为什么没有衰弱、消亡，反而生机勃勃？这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全球宗教学家的难题。上个世纪90年代，西方宗教社会学家在历经30多年的艰苦探索之后，终于赢得了突破，提出了新的理论范式，这就是宗教市场论。新的理论范式出现后，面对美国和欧洲的当代宗教现象，一些在传统理论范式下的难题涣然冰释。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新范式的代表作《信仰的法则》之后，汉语宗教学者开始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代中国宗教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成果。

 

一，宗教市场论的基本精神

所谓宗教市场论，英文是Economics of Religion，直译“宗教经济学”。考虑到中文语境中“宗教经济”很容易让人等同于“寺院经济”、“教会经济”等，故称其为“宗教市场”。

宗教市场论创立的核心人物是美国的罗德尼·斯达克（Rodney Stark）。他曾长期任职于华盛顿大学，现任教于德克萨斯州的贝勒大学（Baylor University），是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宗教社会学家。他著作等身，除了前面提到的《信仰的法则——解释宗教之人的方面》（Acts of Faith：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2000）外，还著有《宗教的未来》（The Future of Religion，1986）、《美国的宗教化1776-1990》（The Churching of America 1776-1990 ，1993）、《基督教的兴起——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的再思》（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A Sociologist Reconsiders History, 1996，汉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解释宗教生活》（Exploring the Religious Life，2004）等。 

(罗德尼·斯达克)

 

 

宗教市场论认为，在一些主要元素上，宗教系统与经济系统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可以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应用到对宗教现象的分析上。宗教市场的构成包括：

 

——宗教产品的消费者——一般信徒：佛教居士，基督教平信徒等；

——产品的供给者——教职人员：和尚、牧师、阿訇等；

——宗教产品——各种形式的活动。

 

斯达克的核心观点是：当代宗教变化的主要根源取决于宗教产品的供给者，而不是消费者。

第一，如果宗教市场完全受市场驱动，没有外在管制，必将导致宗教的多元和竞争。

第二，在宗教自由竞争的前提下，为了赢得信众，教会必定竭力奉献符合社会需要的宗教产品，最终形成宗教超市。

第三，竞争或许会造成具体教会的兴衰，但在总体上必定提高社会的宗教消费水平，促进宗教的繁荣。

第四，相反，如果宗教市场由国家垄断，必定产生懒惰的宗教供应商和无效的宗教产品，引发该宗教的衰弱。

传统理论范式基本把宗教自身看作是一成不变的，起变化的是人们的宗教信仰，随着科学知识的丰富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人们的宗教需求会逐渐降低，宗教将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消亡。但是，这一理论与20世纪的人类生活大相径庭，不能解释世界当代宗教的发展。宗教市场论则另辟蹊径，从宗教组织一方探讨宗教在当代社会存在的根源，认为在宗教自由竞争的体制下，宗教教职人员基于存在与发展的需要，会不断创造并供给新的宗教产品，吸引乃至激发了大众的宗教需求，会促进宗教繁荣。

 

二，宗教市场论对美国和欧洲宗教的解释

斯达克得意地说，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原则应用在宗教现象上，将会取得极为巨大的解释力。

首先，如何理解宗教在美国的繁荣，这是在旧范式框架下备受困扰的问题。有人满足于断言美国宗教缺少深度，表面的普遍流行是虚幻的。欧洲学者喜欢将其归咎于美国文化的落后，群众幼稚而轻信，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太小，等等。依据新范式，美国宗教活力的真实原因是，基于政教分离的传统，美国政府对于宗教组织事务的干预相对稀少，历经2个多世纪的自由竞争，美国宗教组织得到了超乎想象的成长。

——现在美国有1,500多个宗教宗派，成员超过100万的24个；

——每个团体的生存都完全依靠自愿奉献；

——美国人的宗教捐款目前是每年600多亿美元，即18岁以上的公民中平均每人330美元。

这在全世界是无可比拟的。基于竞争，美国成就了全世界工作最勤奋、价格最低廉、素质最高的教职人员。

第二，欧洲传统宗教表面衰弱的原因也可以在宗教市场论的框架下得到很好解释。以瑞典为例，国家以基督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强制征收教会税，所有的教职人员都享受国家公务员待遇，拿政府工资，维护教堂运转的费用也来自国家。这一宗教垄断造成的结果是，星期天讲堂冷冷清清，教会得到的自愿捐献基本是零。斯达克总结说，欧洲社会表面的“世俗化”不是缺乏宗教“需求”、而是缺乏有活力而又吸引人的宗教“公司”的结果。

意大利宗教学家马西莫·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曾经就近20年来意大利的宗教发展予以市场论解释。1984年，意大利进行了政教关系的改革，天主教神父不再从国家领取薪水，国家设立“慈善或宗教”活动税，数额相当于全部纳税的0.8%，简称“零点八税），纳税人被要求在申报单上用划叉的方式选择你所支持的宗教团体，如果纳税人没作选择，那么他所缴纳的税额最后将按照已做出选择的人所形成的比例在各宗教间分配。

这一法律改革很快见效，意大利的宗教卷入了一年一度的市场竞争。每年春季，当纳税人填写报税单时，很多宗教团体都雇用一流的广告商拉纳税人。新税制对宗教发展的第一个影响是：宗教活动的全面增长，蛋糕做大了。根据1981、1990和1999三年的欧洲价值观调查（EVS）表，上教堂的人，相信死后灵魂存在的人总体上增加了，认为上帝在他们生活中不重要，或与他们生活无关的人则有所下降。

 

 

EVS	% 相信上帝	%相信死后灵魂存在	%上帝不重要	%上教堂的人
1981	84	47	10	35
1990	83	53	9	37
1999	88	61	6	40

 

另外一个引人瞩目的数据是，与天主教内某些悲观者的预言相反，1984年后的宗教经济并没有给罗马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失去了某些特权，并且需要参与竞争，变成了刺激天主教会复苏的重要因素。与1984年前相比，现在有更多的钱流进了天主教会的银行帐户。

 

三，宗教市场论对中国宗教的解读

    市场论是否能够用于对中国宗教的解释呢？困难是显然的。宗教市场论的前提是美国式的宗教自由，即政府与教会比较彻底的分离，这与当代中国宗教的背景有所不同。与此同时，中国宪法保障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力，并形成了多种宗教并存，不同教派共处的格局，这又为用市场论解释中国宗教提供了可能。

当代宗教发展的动力主要不是宗教需求，而是宗教供给的理论对理解不同宗教、不同教会间的发展差异极具说服力。当代中国主要有5大宗教，但其中的发展并不平衡，一般认为，佛教与基督教的发展最为迅速。求其原因，很难说是人们对这两种信仰的偏爱。如果说佛教是中国化的，适合中国人的心理，那么道教的本土性更强，为什么没有佛教发展得快？如果说基督教是一神教，更适应理性化、现代化，实际上天主教在教义方面也非常类似。换一个角度，从宗教的供给方看，上述两教发展较快的原因就会比较容易解释。佛教所办的宗教院校有40多家，是各宗教中最多的；出家人中，有一些是大学毕业生，素质较高，影响较大；前佛协会长赵朴初多年来最为强调的就是人才，中国佛教协会也接连排出僧人留学。就基督教而言，公认是传教热情最高的宗教。在北京的立交桥和大学门口，笔者就曾经遇到传教的老年妇女。显然，佛教与基督教的发展，与供给者的努力密不可分。

另外，在分析同一宗教时，我们也发现以市场论可以很好的解释不同教会的成长。在石家庄市，有两个禅宗祖庭，一是临济寺，为临济宗的祖庭。临济宗是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佛教流派，除大陆以外，台湾的佛光山、法鼓山等顶级门派，都是临济法脉。另一个是赵州禅的祖庭，1988年恢复后称为柏林禅寺。就历史地位而言，柏林禅寺不及临济寺；就地理位置而言，临济寺距离石家庄更近。然而就目前的情况看，柏林禅寺的规模和实际影响反而更大？原因何在？这很难从佛教的需求方，也就是一般信众方面得到解释。依据市场论的原理，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供给方的差异。实际情况是，柏林禅寺是最近10多年来大陆最有特色的佛寺之一，提供了一系列颇具新意的宗教产品，如生活禅夏令营，生活禅加油站，禅学研究所，《中国禅学》年刊等等，这些服务更好地满足了佛教信众的需要，也为其发展提供了动力。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理论，宗教市场论也受到了批评。反对者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把宗教这类反映人类生活终极关怀的神圣对象，用经济学理论概括，给人以极端庸俗化的感觉。这一理论只是强调竞争对宗教繁荣的作用，忽略了教职人员的神圣追求和人民宗教需求的增长。海内外许多宗教界人士，也据此抵制宗教市场论这一概念。国内也有学者公开批评这一理论，认为是美国学者的自恋。可以说，有关宗教市场论的理论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命运，还都在剧烈变动之中，有待深入钻研。

 

 

 

 

 

真是难以置信，在过去的一年，美国最流行的词汇之一居然是“智能设计论” (intelligent design)。在这个以现代化著称的国度，围绕在进化论与神创论之间，反映科学理念与宗教思想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8月，宾夕发尼亚州多佛学区要求所属学校在9年级(初三)生物课堂上，由教师向学生宣读声明：“智能设计论”是解释生物起源的一种与进化论不同的学说，同时推荐参考书。9月，来自8个学生家庭的11名家长和美国民权联盟将学区告上了法庭。12月20日，州法院作出裁决，“智能设计论”属于宗教思想，在公立学校科学课上讲授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这被看作是科学论者和政教分离派的胜利。

与此同时，堪萨斯州教育委员会于11月7日以6－4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新的教学指导，允许将“智能设计论“引入该州中学科学教学。这受到美国宗教保守派的欢呼，美国总统布什相信：进化论和智能设计论应该被同时在课堂上讲授，这种“公开辩论是一件好事”。

对于人类和宇宙的起源，人类的好奇心引发出种种猜测和解释。在基督教传统中，上帝是人和物种的创造者。然而，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说明物种是自然进化的产物，引起了人类思想的革命，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产生了具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在美国，进化论的思想一直受到基督教人士的反对。1925年，田纳西州发生了著名的“斯科普斯猴子案”，法官判定斯科普斯因在科学课上教授进化论有罪，罚款100美元，引起轰动。但在此后，美国主流社会逐步对进化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1967年，最高法院判定阿肯色州的反进化论法违宪。1987年，最高法院判决路易斯安那州有关在学校为“科学神创论”提供与进化论同样课时的法律违宪。

90年代以后，一种新的宇宙起源理论逐步走上美国社会的前台，这就是智能设计论。该理论认为，世界上的生物构造如此奇特和复杂，必然为某种“超级智慧”所设计，至少受到某种“智能干预”，而不可能是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推动这一学说最有力的机构是总部设在西雅图的民间智库“发现学院”。

许多媒体都指出，智能设计论不过是神创论经过一些科学词语的再包装而已，但在美国，它有巨大的市场。迄今为止，已经有14个州不反对“智能设计论”进入课堂。哈里斯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只有22％的人相信人类是由更早的物种进化而来；对“人类与类人猿有共同祖先”这一观点持相信和反对态度的人差不多都是40％；同意“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得到论证的科学理论”的人，不如反对的人多。 肯塔基州正在建造一个“神创论博物馆”，展示亚当夏娃曾经和恐龙共存的“证据”，驳斥违背基督教教义的生物学、地质学和人类学等现代科学，预定于2007年开放。

　　在世界宗教与文化版图上，美国的基督教保守派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对美国未来走向的影响难以叵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梵帝冈天主教廷对进化论和其他科学已经采取了开明的态度，已故若望保禄二世就曾经公开接受进化论。2006年伊始，在以开放著称的加利福尼亚州，某中学起诉智能进化论违宪，应逐出中学课堂。结局如何，拭目以待。

 

12月28日，河北省佛教协会在石家庄举办《新修大正藏》首发式，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印行此套汉语佛教经典。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河北省民族宗教厅以及河北省各大佛寺的代表悉数出席。

《大正新修大藏经》（1924～1934）由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等发起刊行，共100卷。面世70多年来，成为世界各地学者公认的汉语佛藏权威版本，其搜罗之弘富，编辑之得当，流行之广泛，至今无人能出其右。除日本印本外，韩国、台湾佛教界都曾经翻印。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拥有《大正藏》的数量当在百部以内，许多专业学术单位或名刹都以拥有一般大正藏为荣耀。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省佛协会长净慧法师介绍，大约从10年前，河北佛协即有意将《大正藏》在大陆翻印，2003年，河北佛协成功地重印乾隆版《大藏经》后，印行《大正藏》的机缘逐步成熟。政府、佛协和佛教居士齐心合力，终于在2005年印行百卷《大正藏》700部，开启了大陆佛教典籍出版的新篇章。

著名佛学专家、北京大学楼宇烈教授在审阅印本后，认为与韩国、台湾的印本相比，河北佛协版《大正藏》印刷质量优良，是最接近日本原版的版本。此书的出版，必将进一步推进中国大陆的佛学研究事业。

 

 

“软实力”Soft Power一词，出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助理国防部长小约瑟夫·奈尔。1990年，他在《注定领导》一书中提出了这个术语，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体现出来的“软实力”。从中国人的历史背景解读，就是要赢得大国地位，使四海宾服，除了要有“力”，还要有“德”，以德服人，才能做到心服口服。

去年岁末，奈尔又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向具有吸引力，现在又开始发挥作用。目前在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已达11万，每年游客达1700万。近年来中国还主动出击，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已有26家，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奈尔的文章引起世界各国媒体的强烈关注。

软实力的崛起显然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光耀先生也多次提到，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文化，要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和魅力，以此造福于人类，这才是合格的现代化。

那么，什么是中国的软实力？什么力量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最优秀部分？中国要发展哪些方面的软实力以展现和平、公义、道德与负责的大国形象？

    毫无疑问，以儒释道及伊斯兰教、基督宗教为主体的宗教文化是当代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两年，舞蹈《千手观音》通过奥运会和春晚的舞台，震惊了国内外，没想到今年俄罗斯舞蹈团也排练了这个节目，并将在春节期间到台湾演出。为了表现舞蹈中的佛教精神，舞者们还要学习中国宗教的精神与意境，练习打禅冥思。看来《千手观音》正在成为世界性的经典剧目，并以中国佛教特有的柔美身段影响世界。

    去年11月，权威理论家郑必坚先生发展了雄文《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的走向》，明确提出“中共与苏共之所以走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深刻的根源就在于“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中国共产党所认知的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是和为贵、和而不同，是讲信修睦、善待邻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显然，这些内容就是儒释道文化的精华。对传统优秀价值的认同，将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思想保证。

    中国宗教界也在尽自己的努力展现国家的软实力。去年的10月至11月，江西东林寺僧人应邀在新加坡组织念佛七，参加者700余人。12月，河北柏林禅寺僧人又在新加坡举办了该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禅七，上百人参加。河南少林寺在全世界的功夫表演和教习，更成为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今年4月，浙江舟山将举办“世界佛教论坛”，邀请800名各国人士出席。所有这些，都在春风细雨中，表达了中国软实力，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

    就在两周以前，一个名为“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的民间团体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宗教文化将在未来中国力量的呈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宗教社会科学研究”网站组织评选出2005年中国宗教十大新闻。

1，3月1日，国务院颁布《宗教事务条例》。

2，4月23日，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在海南三亚举行，次日，高达108米的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开光。

3，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儒教研究中心”。

4，7月，国家宗教事务局增设业务四司，职责范围是民间宗教信仰。

5，10月，梵蒂冈决定在18个月内与中国建交。

6，11月初，南京栖霞寺监院传真法师参加南京市宗教局副局长的公开选拔，因“不符合条件”未通过初审。

7，11月20日，美国总统布什到北京缸瓦市教堂参加礼拜。

8，11月20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美国洛杉机水晶大教堂发表英文演讲，被称为共产党国家的部长第一位在西方教堂面对信众的公开演说。

9，12月，北京朝阳教堂举行献堂礼，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新建的第一座基督教堂。

10，12月30日，“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英文缩写为CRCCA）在北京成立。

 

 

 

有这样一座佛寺，因历史悠久，名声显赫，其寺名屡屡被商家冒用；该寺奋起维权，打起商标官司。随后，该寺成立商业公司，将与本寺相关的名词一一注册为商标，杜绝了潜在的商业冒用。其他商业团体如果要使用这些名词，一是必须经过该公司的同意，另外公司可以坐地收费。

有这样一座佛寺，历史上形成了习武的传统。近20多年来，该寺充分发挥这一资源，将中国功夫带到全球上百个国家和地区，也使得打着该寺旗号的假和尚、假功夫遍及世界。

有这样一座佛寺，方丈每年在国外的时间大约占到1/6，被海内外媒体称作“操盘手”、CEO。

有这样一座佛寺，以禅宗的祖庭闻名，而在近百余年来，不曾打过禅七。

可能你一眼就已看出，这座佛寺就是少林寺。1982年，这座仅有10几位僧人，砖缝里野草过尺的残庙，以一部电影《少林寺》而名扬天下，从此走上现代复兴之路。

无人能够想到，这居然是一条独特而充满争议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当代少林寺的重要特点，就是与时俱进，直接利用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商业运作方式，取得超常轨发展。这在台湾等地已不鲜见，但在大陆却最具代表性。目前的少林寺有300来名僧人，其中一半常住本寺，另一半遍及国内外各地。寺院建筑也依日本保留的史料，恢复了唐宋时的格局。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2005年的国内外中文媒体上，有关少林寺的新闻至少2天一条。少林寺可以说已经成为全球影响最大的佛教寺庙。

零五夏季，少林寺在网上挂出了“武林秘籍”，引发新一轮的功夫热。同时推出的，还有少林药局，介绍少林寺应对跌打损伤的秘方。卫生部门随后出手，声明不得随意进行药品生产。

11月17日，少林寺与深圳广电集团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联手举办首届“中国功夫之星”全球电视大赛。赛事从2006年3月16日开始，8月决赛。国内设6大赛区，国外设5大赛区，海选产生“108将”，总决赛选出“十八罗汉”。媒体在第一时间将此消息传遍全球，并立刻将其比之为“超级男声”。

零五岁末的最后2天，少林寺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厅举办“少林学研讨会”。在中国顶级智囊机构的谋划下，少林寺将自身的资源提升到学科的高度，来自海峡两岸的150余名宗教、体育、经济、政治界的学者、名流到会研讨。

凡此种种，无不引起舆论和大众的关注，毁誉参半。而引发争议的核心，以《凤凰周刊》的说法，端在“它颠覆了民间对少林寺封闭、苦修的传统印象”。最近20多年，少林寺实际上形成了以少林功夫为标志，融商业开发、大众传播、慈善等形式于一炉的体制。少林寺的发展，也对地方经济产生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仅周边武校就有80多家，5万多学生，年经济效益数以亿计；每年150万以上的游客，政府仅门票收入就可上亿，连带产业构成地方财政的支柱。

什么是和尚？什么是佛教？少林寺的现代实践迫使大众不得不做出深入的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少林寺还表现出另外一个方面，这就是努力恢复其内在的核心竞争力。现在少林寺为自己的定位是“禅修中心，交流重镇”。后者自不待言，就禅修中心而论，自2006年的元旦开始，少林寺打了一场“禅七”，也就是7天一期的集中坐禅。在外界看来，这一活动稀松平常，也没有引起媒体的反应，实际却是关涉少林寺发展走向的历史性事件。暌违几个世纪，禅七重现少林，或许意味着未来的少林寺不仅要提供大众化的宗教产品，而且要弘扬其解答人类终极关切的独门绝技。

 

 

    “北京、江西的三大企业联手投资10亿元人民币，开发建设铜川玉华山佛教文化名胜风景区。 ······恢复建设以玉华寺为中心的寺庙群、玄奘祭祀广场、玄奘佛学院、世界佛都大观园、玉华博物馆等一批佛教文化设施，建设唐皇宫上朝大殿、山门、滑雪场、狩猎园、园林景观、四星级宾馆等一批旅游、娱乐、度假、观光设施。”

12月25日，“重庆华岩佛教文化节开幕。“ 25日的华岩寺金佛开光法会门票价格为688元，26日晚的佛乐晚会门票为188元。目前，两种门票各余1000张左右。”

 “为进一步发展莒南旅游业，充分利用和保护莒南天佛，完善天佛旅游风景区旅游功能，现公开招标天佛旅游风景区佛教文化苑规划设计编制单位，欢迎国内外旅游规划设计单位参加投标。······招标组织机构：莒南县旅游局” 。     

近年来的新闻媒体上，类似的消息日益频繁。这显示了中国宗教发展的一个新景象：在一定意义上，宗教正越来越成为一个投资品种。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当代宗教复兴运动，投资启动者应该说是政府。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宗教活动场所的建设，宗教院校的运转，教职人员的生计，等等，许多都是由政府财政负担的。

随着宗教活动的逐步恢复，伴随着经济改革成果的显现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整个90年代，宗教徒的捐助和海外宗教捐款成为大陆宗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的直接投资对宗教影响的力度逐步下降。

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进入新世纪以前，宗教基本是一个消费因素。对宗教的投资，或者是因为落实党的宗教政策，或者是发自海内外宗教徒的宗教感情。所有的投资者很少考虑到直接的经济回报。

然而，21世纪以来，这种情况有了重大变化。随着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进入新的阶段，旅游业逐步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而中国旅游的最重要资源就是宗教文化，从此，宗教逐渐被理解为是一个具有巨大经济回报的投资产品。

上个世纪提出的“宗教搭台，经济唱戏”已经逐渐的体制化。作为历史悠久的古国，可以说，几乎没有哪个地区没有宗教历史文化资源，相应地，也就没有哪个地方政府不可以组织“宗教文化节”，门票的价格已经同国际一流的文化演出近似。就商人而言，投资寺庙与投资工厂本质上并无二致，然而投资寺庙却不仅附加了神圣与高雅的光环，而且其经济效益在许多时候更加稳定和丰厚。凡此种种，就形成了本文起始所提到的种种新闻。

在县级政府体制内，近年来有一个新的机构频频出现，叫做“宗教旅游局”。这个名字直接昭示着：宗教的直接功能就是增加旅游收入，旅游的主要资源就是宗教。20多年前，在解放思想的浪潮中，教界、政界和学界曾经联手论证“宗教是文化”，开启了当代中国宗教发展的空间，今天，社会现实似乎又往前走了一步，宗教不仅是文化，而且是经济。

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人困扰于“宗教的本质是什么”，现在，或许已经到来研究范式转换的时候了，新的问题将是：“宗教不是什么？”